《资本论》中资本增殖虚实悖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历史进步走向自我否定的内在逻辑。资本增殖的主体、过程与历史使命的二重性，在当代资本主义框架下转化为虚拟资本对实体资本的逆向支配：劳动主体在算法殖民下被技术性消解、金融主体在符号化运作中突破价值规律、生态主体在商品化浪潮中沦为资本增殖新场域；资本增殖过程在劳动活动的数字剥夺化、资本周转的算力依赖和价值分配的数字剥夺中扭曲；资本增殖使命的文明性在金融化陷阱、全球化空间撕裂和可持续承诺的制度性虚伪中衰竭。资本增殖三维度的负面表现暴露了资本逻辑对生产力发展的结构性梗阻，印证了资本固有的自我否定趋势及其时代局限性
在金融资本日益主导全球经济运行、数字化浪潮重塑生产与交换方式的时代背景下，《资本论》对资本增殖内在矛盾的深刻洞察，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深层困境提供了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视域。对资本增殖虚实悖论的再审视，是揭示资本逻辑如何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力量，逐步转化为阻碍价值创造连续性、加剧社会与生态系统性风险的根源。学术界已从不同维度对金融化、数字化的经济及资本主义危机等议题展开广泛探讨，但从资本增殖主体、资本增殖过程与资本增殖使命的统一性出发，系统阐释《资本论》中资本增殖虚实悖论如何演化为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困境的研究，仍具备极其重大的理论与现实价值。通过深入剖析资本增殖逻辑从实体经济向虚拟领域的发展轨迹，及其在劳动、金融、生态等层面引发的结构性矛盾，可以清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自我否定趋势，并为批判性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及其时代局限性提供理论支撑。由此，对资本增殖三个维度的内在二重性矛盾及其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进行系统考察，便构成了后续论述的核心脉络。
《资本论》中资本增殖主体的二重性即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本质分野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资本论》通过对资本运动规律的解剖，揭示了增殖主体真实性与虚假性的辩证关系：实体资本以活劳动为价值源泉，通过生产的全部过程的劳动对象化实现真实增殖；虚拟资本通过流通领域的符号化运作，制造脱离劳动的虚假增殖。资本增殖主体的二重性不仅是资本逻辑的自我分裂，更是资本主义体系从历史必然走向自我否定的内在动因。
资本增殖真实主体的本质特征是其与生产的全部过程的不可分割性。《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增殖的起点是物化劳动的积累，即“决不会大于它在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这种价值存在既包含生产资料等物化劳动形态，更体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的运动特性，即资本一定要通过不断吸纳活劳动实现自我保值与增殖。《资本论》中认为，“资本作为资本所固有的独特职能，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生产的基础在于劳动者与他们作用的客体相结合。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实体资本利用活劳动扮演的双重角色实现了价值保存与追加：一方面通过具体劳动转移并再现生产资料的价值，另一方面通过抽象劳动创造新的价值量，形成超越劳动力价值的增殖价值。这种增殖机制的确立，使实体资本成为“有生命的怪物”，即通过把具有能动性的人类劳动投入资本的物质构成要素之中，将原本固定的价值转变为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一直在变化的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增殖的价值形态。《资本论》反复强调，“价值的增加是资本自行增殖的结果”，但这种增殖绝非抽象的价值运动，而是根植于“劳动本身已经被并入资本，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的现实过程。
资本增殖虚假主体的形成，预示着资本逻辑的畸形延伸。当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时，资本过剩的预兆促使大量资本逃离生产领域，转而投向证券化交易市场。股票、债券等纸质凭证本应是现实资本的价值映射，却在信用制度催化下演变为具有自我生殖力的虚拟存在。《资本论》中指出，金融工具“实际上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力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像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这种价值决定机制的扭曲，使虚拟资本的运动呈现出双重特征：在形式上表现为“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革”，在本质上沦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当G—G’取代G—W—G’的资本运动总公式时，资本增殖彻底转化为钱生钱的数学游戏，金融市场演变为幻想着的虚假资本的狂欢场域。
劳动价值论与虚拟资本自我增殖的悖论构成了资本增殖主体二重性的理论轴心。《资本论》中阐明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无非是对象化了的活劳动”，与证券市场的价值幻象形成尖锐对立。这种矛盾在现象层面表现为两种增殖模式的并存，在本质层面则折射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危机。实体资本的增殖依托于对活劳动的剥削，却被剩余价值率所表现出的利润率掩盖；虚拟资本的增殖通过金融炼金术实现财富再分配，而收益则来源于对未来价值的透支。当资本从实体资本转向虚拟资本、增殖从真实增殖转向虚假增殖时，现实资本主义的虚假繁荣正是资本增殖野蛮生长的真实写照。这种野蛮性不仅体现在对劳动者的双重剥削——既承受生产领域的剩余劳动剥夺，又遭受金融领域的剩余财富掠夺，更表现为对价值规律的彻底颠覆。虚拟资本的符号运动制造脱离实体经济的价值泡沫，使作为目的本身的货币价值的增殖走向自我悖反：金融体系越是追求符号增殖，就越是摧毁其赖以生存的实体价值；资本逻辑越是突破空间限制，就越是接近其历史存在的临界点。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印证了《资本论》的经典论断，“这些限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
《资本论》中资本增殖主体的二重性矛盾，既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基础，也埋藏着其走向解体的历史伏笔。在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对抗性运动中，劳动价值论的客观规律与符号增殖的虚幻逻辑持续角力，既推动着资本积累的空间拓展，又瓦解着资本存在的价值根基。当资本以纯粹的流通制造出“价值空转”的幻象时，资本主义便陷入自我否定的循环：实体经济的萎缩与金融泡沫的膨胀形成恶性共振，价值创造的物质基础与价值分配的社会正义遭受双重侵蚀。资本增殖主体从真实向虚假的方向偏离，不仅暴露了资本逻辑的内在局限性，也为剖析资本增殖主体的当代困境奠定了分析框架。
在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当代资本主义资本增殖主体的困境已演化为系统性危机。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的膨胀与实体资本总额占比的萎缩，共同表征虚拟资本对实体资本的侵蚀已突破临界点。资本增殖主体的结构性扭曲，在劳动、金融与生态三个维度呈现相互关联且辩证统一的失衡形态，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危机。
劳动主体的技术性消解正以革命性方式重构价值创造机制。新能源汽车产业中智能化生产线的引入，通过高度自动化将单位产能所需的直接劳动力投入降至远低于传统模式的水平，但这类企业的利润结构却通过碳积分等政策性市场工具实现显著盈利，由此呈现对非生产性环节依赖的价值增殖悖论，本质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当代显影。随着AI技术为软件开发效率带来飞跃性的增长，全球信息技术从业者的平均报酬却遭遇明显的下行调整，技术赋能反而加剧劳动力价值实现受阻。劳动主体的技术性消解印证了《资本论》中“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的深层逻辑：智能机器系统将具体劳动抽象为数据流，使活劳动的增殖功能被系统性弱化，劳动者在创造剩余价值的同时，自身却沦为技术进步的牺牲品。
金融主体的符号性僭越正以颠覆性方式突破价值规律的物理边界。当加密资产衍生品等抽象金融工具的交易体量足以与传统股指期货相抗衡时，不仅标志着“算力拜物教”的兴起，更深层地反映了价值增殖活动与劳动时间根基的进一步疏离。比特币网络年耗电量甚至超过许多主权国家，其巨大的能源消耗却未能直接生成实质性使用价值的创造，由此呈现对资本流通环节依赖的价值实现悖论，本质是虚拟资本利用时空压缩技术完成的日益复杂的自我指涉和符号化循环。金融主体的符号性僭越印证了资本逻辑演化的内在趋向：区块链技术将信任机制数学化，金融工程将风险本身商品化，使资本增殖日益转化为脱离物质生产的符号游戏，社会财富的创造根基在此过程中被逐渐掏空。
生态主体的商品化进程正以金融炼金术重构自然价值的实现机制。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高度金融化，使现货市场的名义交易规模远大于实际碳排放权的交割量，被业界称为“空气买卖”的投机行为一度推高碳配额价格，却未能实质性引导跨国能源集团调整固有的排放模式。与此同时，部分化石燃料公司通过参与“碳抵消”金融衍生品市场成功对冲其碳排放履约成本，而同期的资本支出却依然高度集中于传统化石能源领域；全世界内发行的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中有相当比例未能直接配置在具备显著减排效益的项目中。由此呈现的对生态修复实质性贡献缺位的价值实现悖论，本质是资本逻辑对自然代谢过程的支配性渗透与扭曲。生态主体的商品化进程印证了生态危机资本化的深层矛盾：当热带雨林的碳汇功能被抽象为资产负债表上的金融工具、生物多样性保护被转化为碳信用额度的数字游戏时，生态修复的真实需求便被资本增殖的逻辑替代，陷入目标悬置与手段错位的困境。
当代资本主义资本增殖主体的三重负面表现，构成否定性统一的整体性危机。在劳动领域，技术革命非但未能解放人类劳动，反而通过算法霸权加剧了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上从属向实际上从属的转化；在金融维度，虚拟资本的自我循环制造出脱离实体经济的财富幻象，使价值规律转化为投机博弈的数字迷宫；在生态层面，自然系统的商品化操作突破地球边界，将人类文明推向不可逆的生态阈值。资本增殖主体由实向虚的方向偏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必然展开。当虚拟经济的膨胀加速着实体经济的凋敝，当技术垄断的霸权窒息着生产力进步的源泉，当生态金融化的幻象掩盖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资本主义便陷入自我否定的历史困局。这种发展困境的不可逆性，不仅验证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增殖主体虚实悖论毁灭性本质的深刻洞见，更预示着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形态已触及历史限度的临界点。
资本增殖过程的二重性在《资本论》中被揭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它既是物质生产领域内真实的价值创造过程，又是流通领域中虚假的价值符号运动。这种矛盾性并非资本运行的偶然特征，而是其本质逻辑的必然展开。《资本论》通过解剖资本运动的完整循环，指出增殖的真实性植根于劳动时间的物质转化，而虚假性则源于价值形态的虚假独立，二者共同构成了资本既依赖劳动又试图超越劳动的辩证结构。
真实的资本增殖过程本质上是活劳动对象化的价值生成机制。当资本完成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后，便进入“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活劳动展现独特的二重性功能：作为具体劳动，它通过改变生产资料的物质形态转移既有的旧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它凝结为商品的新价值实体。前文已述，价值的增加是资本自行增殖的结果，但必须依赖劳动“把自己变成客观的东西”。资本通过将活劳动转化为自身的物质载体，使流动的生命力固化为对象化的价值增量。此时,资本增殖过程的真实性不仅表现为价值量的客观增长，更体现为资本通过劳动时间控制价值增殖的隐秘根基，即资本对活劳动的持续吸收与转化。因此，生产领域始终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任何脱离劳动过程的增殖企图都将丧失其物质根基。
然而，资本的无限扩张遭遇实体经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客观限制时，增殖过程便衍生脱离物质根基的虚假形态。资本增殖过程的虚假性集中体现在流通领域G-G’的价值符号运动中。《资本论》指出，当资本成为“一种会自行再生产、会在再生产中自行增殖的价值”时，便形成了纯粹幻想的资本存在。此时，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而是沦为对未来生产的索取权的资本化估值。该过程呈现出三重负面特征：其一，价值增殖似乎摆脱了生产的全部过程的时空限制，简化为货币符号的自我繁殖；其二，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的核心地位被利息率、风险溢价等非生产性因素取代；其三，所有权凭证的反复交易制造出价值从无到有的幻象，使“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这种虚假增殖虽能产生真实的货币收益，但其本质只是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再分配，其可持续性仍受制于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资本论》中认为，“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当虚拟资本在流通领域获得独立运动形态时，其对应的现实资本早已进入生产或消费领域，这种价值形态的分裂终将导致增殖根基虚空化。
资本增殖过程的二重性矛盾本质上是价值实体性与形式性对立的集中反映。从生产维度看，任何价值量的增加必须以活劳动的投入为前提，劳动时间的物质转化构成其存在合法性的根基。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客观限制构成真实增殖的边界。但从流通维度看，资本又试图挣脱劳动过程的自然限制，抽象为自我指涉的价值符号。这一矛盾在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阶段演变为系统性危机：虚拟资本的膨胀速度超越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资本逻辑陷入既自我实现又自我否定的悖论状态。金融衍生品的无限创新使价值符号形成“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的增殖，而这种增殖的持续性却依赖于对未来劳动价值的预支。《资本论》指出，资本既需要劳动作为价值增殖的源泉，又竭力否定劳动对价值创造的根源性地位。这种对立并非偶然的经济失调，而是资本内在本质的必然外化。
资本增殖过程二重性矛盾揭示了资本增殖过程由真实走向虚假的必然轨迹。在资本积累的早期阶段，资本增殖尚能维持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流通环节仅作为价值实现的必要媒介存在。随着资本过剩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资本增殖过程的重心逐渐向流通领域转移。为突破平均利润率下降的桎梏，资本将价值符号的自我复制作为增殖新路径，这种转向标志着资本逻辑发生深刻改变。当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取代工厂车间的机器轰鸣成为资本运动的主旋律时，价值创造的物质过程被简化为财务报表的数字游戏，劳动者的主体性被弱化为金融符号的附庸。资本增殖过程脱离劳动时间这个价值尺度，不仅扭曲了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的关系，更动摇了资本积累社会合理性的客观评判标准。
《资本论》中的资本增殖过程二重性理论，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困境提供了关键锁钥。资本增殖过程的真实实体性与虚假形式性的辩证运动，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深层动因：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为虚拟经济的膨胀提供物质基础，而虚拟经济的过度扩张又反过来侵蚀实体经济的再生产条件。资本增殖过程从生产领域向流通领域的转移，不仅加剧了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更标志着资本逻辑对财富生产本质的彻底遮蔽。当资本增殖过程完全脱离物质生产成为纯粹的符号操作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面临的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既表现为经济系统的虚实失衡，也体现为劳动价值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消解。这种危机的持续深化，预示着资本必然在增殖方式的重塑中走向其历史限界。
在数字资本主义重构全球经济格局的当下，资本增殖过程呈现的前所未有的新特征，已突破《资本论》中产业资本的运行框架，演变为系统性制度困境。资本增殖过程的时空场域发生根本性倒错，生产的全部过程的虚拟化与流通过程的实体化的畸形辩证关系，劳动过程的算法殖民、资本周转的算力依赖与增殖价值分配的数字剥夺相互交织，共同构成资本逻辑自我否定的当代图景，验证了《资本论》中资本增殖过程二重性矛盾的深层预言。
劳动过程的数字化正将活劳动转化为算法监控下的数据节点。当跨国科技公司的研发资本显著倾斜于云计算基础设施与AI算力系统，生产控制权便由劳动者向智能系统转移，形成数字时代的对象化劳动统治。在智能仓储与平台经济等领域，算法管理系统通过对工人工作细节的精密追踪与持续绩效施压，营造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又通过将劳动者划归为“独立承包者”模糊劳动关系，规避用工成本及社会保障责任。技术赋能侵蚀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悖论，本质是资本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对劳动过程控制与剩余价值榨取的极致深化。劳动过程的数字化重构印证了《资本论》中“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的深层逻辑：智能系统将具体劳动抽象为可量化的数据节点，劳动者的创造性被降维为算法优化的参数变量，活劳动进一步从属于死劳动，劳动者的主体性与价值实现面临挑战。
资本周转的数字化正以时空压缩技术催生能源消耗型虚拟增殖新范式。高频算法交易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速度提升至微秒级别，而实体经济的融资占比却同步萎缩；全球金融衍生品的名义规模数倍于实体经济总量，形成金融资本高度自我循环、与实体经济脱节、蕴含巨大系统性风险的倒金字塔结构。算力消耗型的增殖模式导致价值创造与能源消耗的倒置悖论，本质上是资本利用数字技术无限加速自身循环以克服物理时空限制，在虚拟空间制造更复杂的增殖迷宫。资本周转的数字化印证了《资本论》中“在资本流通时间持续的时候……资本的自行增殖也就中断”的内在冲动：数字技术在赋予资本突破物理界限、实现时空套利能力的同时，使增殖活动愈发依赖于能源与算力等物质基础的不均衡占有和高强度消耗，资本增殖可持续性面临根本性挑战。
增殖价值分配的数字化正以技术垄断重构全球剩余价值的攫取与分配格局。平台资本主义凭借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剥削内容创作者的经营自主权与获利空间；地图导航等软件通过优化服务并植入定向广告，无偿调用海量用户数据实现商业变现。数字劳动贡献与价值回报不对称的隐性矛盾，本质是平台寡头通过构建封闭的数字生态系统与数据壁垒，将传统流通费用转化为新型的、更为隐蔽的价值攫取机制。增殖价值分配的数字化印证了《资本论》中“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的理论预见：平台资本通过技术垄断设定分配规则的权力，将用户数据无偿转化为关键生产要素，用流通领域的数字控制力反向支配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将全世界内的劳动者与创新者纳入新型“数字地租”的剥削半径。
当代资本主义资本增殖过程的三重负面表现，构成深层结构性与功能性危机。当AI技术引发的结构性失业浪潮裹挟零工经济陷阱，技术进步已沦为阶级重构的工具；当碳金融工具的杠杆化运作编织着环境治理网络，生态保护机制已沦为金融套利手段；当平台资本凭借技术垄断与数据壁垒构建起新型的隐蔽价值攫取机制，全球剩余价值的分配格局已演变为数字地租式的系统性剥削。资本增殖过程虚实悖论的激化深刻表明，资本越是依赖数字技术驱动的虚拟剥削超越物质生产限制，就越是暴露其内在矛盾与价值创造能力的衰竭；数字化进程中进一步强化的普遍交往和高度社会化生产力，恰恰孕育着冲破资本主义数字剥削形态的力量。由此可见，在数字化的经济重构全球生产格局的今天，资本主义增殖过程由实向虚的蜕变，非但不是自我救赎的良方，反而成为加速制度瓦解的催化剂。
资本增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动机，始终包含着文明性与野蛮性的双重历史使命。这种二重性并非外在的偶然对立，而是内生于资本逻辑的结构性矛盾。《资本论》指出，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在于，资本“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资本通过将社会财富从具体使用价值的束缚中解放并转化为抽象价值的积累，从而在客观上突破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狭隘的生产目的。资本力求打破地域、血缘和等级对生产的限制，“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将人类劳动纳入普遍的社会化体系，实现了对社会关系的重塑。在追求价值增殖的驱动下，资本不断推动生产工具革新、劳动组织方式变革和世界市场扩展，使“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的财富”。这种社会化大生产潜能的释放，具体表现为机器体系对自然力的系统性征服、分工协作对个体劳动的超越，以及科学知识向直接生产力的转化。因此，资本增殖使命的文明性本质上是对人类物质生产能力的空前解放，其历史进步性在于其最终“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
然而，资本增殖在创造历史进步的同时，也在不断生产着自我否定的力量。《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作为资本增殖的核心机制，既推动着生产力的指数级增长，又制造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当资本为实现增殖不断压低劳动力价值、扩大相对剩余价值时，劳动者对需求的支付能力与资本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之间形成结构性断裂，在经济运行中具体化为利润率下降趋势与资本过剩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双重困境。资本增殖使命的野蛮性在此显现：它通过“不是直接支配劳动……而是使生产力萎缩”的方式来实现价值增殖，将社会财富的增长建立在多数人的贫困积累之上。这种制度性危机不仅体现为物质生产的周期性崩溃，更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彻底扭曲——活劳动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人的主体性被抽象为价值增殖的环节。《资本论》指出，“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这种悖论性结果深刻揭示了资本增殖使命的内在撕裂：其文明性始终被框定在价值增殖的狭隘目的的野蛮性之中，生产力的解放沦为对人的新型奴役。
资本增殖使命的二重性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辩证统一的运动规律。《资本论》中认为，资本增殖使命文明性的潜能始终受到自身增殖逻辑的束缚，“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当资本通过技术创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时，本应解放的人类自由时间反而被资本吸收为新的剩余价值源泉；当资本打破地域界限建立世界市场时，又将民族国家的经济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的对抗。文明性与野蛮性的内在纠缠，构成了资本增殖使命最深刻的悖论：资本既创造着消灭阶级对立的物质基础，又再生产着更尖锐的社会对抗形式；资本越是充分的发挥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就越加速着自身存在合理性的消解。资本增殖使命的二重性因此展现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与阻力的统一体：其文明性为人类解放提供物质前提，而其野蛮性则不断暴露这种解放的局限性。
资本增殖使命的二重悖论本质上源于财富的使用价值内容与价值形式的根本冲突。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资本必须不断将具体劳动抽象为价值实体，将使用价值生产统摄于交换价值增殖之下。这种抽象化进程在释放社会化大生产潜能的同时，也割裂了生产目的与社会需要的有机联系。当资本在超越实体积累阈值后向符号化金融系统迁移，价值增殖彻底脱离物质生产基础，其增殖机制蜕变为数字符号的自我迭代。资本增殖从真实向虚假的蜕变，非但未能化解资本的根本矛盾，反而将生产过剩危机转化为更具破坏性的金融危机。《资本论》指出，“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革而造成的盈亏……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虚拟资本的膨胀表面上缓解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危机，实则将资本增殖使命的野蛮性推向极致——不仅通过金融杠杆加剧了财富价值分配的失衡，更使整个经济体系建立在随时有可能坍塌的信用泡沫之上。资本增殖使命二重性的辩证运动由此展现出历史发展的深刻规律：资本主义制度既不能永久维持资本真实增殖的文明使命，也没办法真正逃离资本虚假增殖的野蛮宿命，其历史暂时性正寓于这种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中。
资本增殖使命在历史进程中展现的文明性与野蛮性的辩证运动，在全球化与金融化时代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金融衍生品的无限创新虽然拓展了资本增殖的空间，却将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推向临界点；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虽然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却将劳资矛盾升级为南北国家的结构性对抗。这种矛盾运动的内在张力，不仅验证了《资本论》中资本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限制的论断，更预示着资本增殖使命文明性的历史限度正在加速显现。资本增殖使命二重性的当代嬗变，既延续了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作用，也暴露出制度性危机深化的新特征，这为剖析当代资本主义资本增殖使命的发展困境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呼唤着对资本逻辑当代形态更深入地思考。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增殖的历史使命正经历着深刻的内在转变，不仅体现在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系统性侵蚀，更表现为全球化进程中技术垄断与生态治理的双重溃败。《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增殖使命的文明性潜能，在当代实践中已演变为自我否定的矛盾运动，资本逻辑既无法兑现其解放生产力的历史承诺，更在空间扩张与可持续发展维度陷入制度性虚伪的泥潭。
资本主义金融化陷阱正将资本增殖使命导向偏离生产力方向的逆向演进。当风险资本日益从技术创新的助推器转化为金融套利的加速器，大型科技平台凭借资本优势展开“扼杀式收购”的目的，并非整合新兴技术以促进发展，而是消除潜在竞争或攫取用户数据，进而不自觉地抑制创新生态的活力。某科技巨头通过削减内部前瞻性基础研究部门以完成刷新行业交易规模纪录的并购计划的行为，深刻暴露了虚拟经济繁荣表象下创新动力衰减与产业空心化的系统性风险。虚拟资本凭借高度流动性与短期盈利预期，迫使实体资本屈从于金融市场的短期波动与投机偏好，最后导致技术进步资本化对生产力解放构成结构性梗阻的深层矛盾本质上是金融资本的支配性逻辑压倒了产业资本的创新需求，短期财务收益最大化的冲动替代了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长期承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困境揭示，当技术进步的驱动力从生产力提升转化为对长期资金市场的符号操纵，脑力劳动者的创造潜能禁锢于服务虚拟经济的短期繁荣，资本主义必将无力维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步性。
资本的全球空间策略正以数字游牧与离岸架构加剧资本增殖逻辑的内在扭曲。跨国公司通过特定法律与税制洼地，将巨额利润转移至“避税天堂”，不仅削弱了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税基，更使低收入国家蒙受巨大的税收损失，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财富分配的失衡；跨国资本通过专利技术的内部化运作、转移定价等策略，在全世界内构建隐蔽的技术租金攫取机制，固化核心技术领域的结构性依附与全世界创新鸿沟，不仅实现了利润的跨境转移，更阻碍了后发国家本土技术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培育与发展，将创新资源与成果的分配固化在既有的权力格局中，暴露了资本空间套利加剧全球发展不平衡与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分化的深层矛盾。全球化整合下的资本空间撕裂，本质上是资本利用全球化的空间流动性与制度差异，规避社会责任与再投资义务，将世界市场的整合逻辑演变为全世界内的空间剥夺与价值虹吸。资本的全球空间策略深刻揭示，当数字技术与金融工具赋予资本跨国流动能力，追逐超额利润的空间布局必将通过技术垄断强化“中心-边缘”的依附结构，导致核心经济体创新效率的衰减，以及资本的推动全球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使命的瓦解。
可持续承诺的制度性表演正将资本的增殖逻辑推向自我否定的终极困境。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通过出售碳排放指标获取巨额利润的表象，与其因安全与技术缺陷而频发大规模产品召回的运营现实形成鲜明对照，碳市场在其中扮演的延缓环境责任兑现的缓冲器角色，暴露了绿色资本的短期投机行为；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为代表的政策工具，名义上倡导环境正义，实则将高额的减排成本转嫁至发展中国家，不仅忽视了各国在历史排放责任与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更通过新型绿色贸易壁垒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路径；大型能源集团在大规模投资化石燃料的同时，运用碳衍生品交易对冲其环境责任，不仅未能加速能源转型，反而进一步巩固了能源巨头对高碳路径的依赖性。资本主义虚伪的可持续承诺暴露了生态治理工具沦为金融套利与责任转嫁手段的悖谬：资本逻辑将生态可持续性议题工具化、金融化，并非致力于解决其发展所引致的生态危机，而是致力于开辟新增殖空间和转嫁系统性风险。可持续承诺的制度性表演深刻揭示，当碳金融市场的象征性繁荣与全球实际碳排放控制的结构性困境并存，可持续发展便蜕变为一场精致骗局，资本的自我救赎宣告无效。
当代资本主义资本增殖使命的三重负面表现，构成资本历史使命的终结性危机。当资本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转变为金融投机的数字游戏，将创造世界市场的空间整合扭曲为技术垄断的殖民工具，将人类生态文明的可持续承诺堕落为生态剥削的制度伪装时，资本增殖历史使命文明性的根基便已彻底瓦解。这种系统性瓦解不仅宣告了资本主义文明化潜能的衰竭，更预示着《资本论》中揭示的历史辩证法的终极展开——“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当金融化陷阱消解了生产力解放的物质基础，全球化撕裂破坏了世界市场整合的均衡机制，生态虚伪颠覆了人类文明存续的伦理底线时，资本既无法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生产力的持续跃升，也无力在全球化框架内构建普惠的发展秩序，更丧失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合法性。资本主义体系终将在自我否定的矛盾运动中走向崩溃，这正是其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
综合全文所述，《资本论》中资本增殖虚实悖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历史进步走向自我否定的内在逻辑。《资本论》中资本增殖的主体、过程与历史使命具有的鲜明二重性，清晰展现了虚拟资本对产业资本必然产生的逆向支配，并在当代资本主义视域下催生出的劳动虚化、金融套化、生态恶化等系统性困境。资本在其无限追求普遍性的扩张中，因其内在的价值增殖限制与逐利本性，使生产力发展日益偏离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共同福祉，技术进步的解放潜能演变为强化剥削与制造风险的工具，资本的历史文明使命在其野蛮扩张中趋于衰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推动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迄今所暴露的深层矛盾和风险的回应与超越。深刻理解《资本论》中资本增殖虚实悖论及其负面影响，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警惕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风险，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更高级社会形态，正是铿锵迈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